在四川建川博物馆的川军抗战馆中，陈列着一面“死”字旗。这是抗战时期四川人王者成送儿子王建堂从军抗战、临行送儿的一面旗帜，正中一个大大的“死”字。

  《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记载：

  王建堂（1912-1992)，男，汉族，四川北川曲山镇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王建堂组织青年志愿者100余人，自称川西北请缨杀敌队，到安县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安县县长大加赞赏，命名为“特征义勇壮丁队”。建堂之父王者成用白布制旗一面送子出征，白旗正中大书一“死”字，右边题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题写“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安县县长在欢送抗日战士开赴前线的群众大会上展示“死”字旗，会场上群情勃发。成都新闻媒体登载以《模范父亲》为题的报道，褒扬“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

  这个感人的故事只是抗战川军中的一个缩影。

  2025-08-04，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于是，几十万川军，身穿破旧的军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装备落后、缺粮少弹、草鞋单衣，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军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牺牲，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8个大型会战、战役，守卫全部前线战场五分之一的国土，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誉。

  “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官职最高的川军将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出川抗战前誓死的决心。

  1943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10余万人，四川人就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之首。

  纪实文学《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到：抗战八年中，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

  四川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记录：340万川军参加抗日，牺牲惨烈，居全国之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几个省份未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四川却向全国提供了20%的兵源……

  图为位于成都人民公园（原少城公园）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2025-08-04，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成都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纪念碑”。2025-08-04，由年过八旬的刘开渠直接指导重铸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二环路万年场路口落成，弥补了铜像因故拆毁的遗憾。2025-08-04，铜像迁建于此，回到当年抗战川军出发地。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除此之外，四川在抗战中还创造了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纪录。

  抗战期间，全国大部分省市沦陷，四川承担了全国50%的财政支出，是各省中负担最多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食盐紧张，四川自贡井盐从1937年到1941年增产200万担，外调满足湘鄂等省的食盐需要。1944年6月，中日双方大兵团开展长江大决战，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到自贡发动大规模抗日献金运动。在盐商的强力推动下，此次募捐最终募得法币一亿二千多万元，自贡人均献金达五百元之多，居全国人均捐款首位。

  为了保障抗战运输通畅，四川动员250万民工抢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干线。抗战期间，四川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1943年12月，为了紧急修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战略轰炸机机场和5个驱逐机机场，四川动员了29个县50万余民工抓紧施工，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修建任务。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6吨。

  ……

  1945年10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